北京首次规定监狱必须“视频执法”：狱警找罪犯谈话、调查取证等行为，必须在视频监控下才能进行。北京市监狱局清河分局负责人表示，过去常有一些干警将罪犯带至办公区进行谈话教育，由于是一对一谈话，缺少第三方监督，因此罪犯举报干警事件时有发生。由于办公区没有监控设备，无法查证，罪犯和干警各执一词，给监狱带来不好的影响。据介绍，监狱出台视频执法规定，既为了预防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，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罪犯诬陷干警。（8月11日《新京报》）

罪犯害怕“躲猫猫”、干警担心遭“诬陷”，折射出的监狱生态和人与人之间的“信任”现状令人唏嘘。正是在如此背景之下，“视频执法”这样不是办法的办法横空出世了。有了摄像头的“监督”，我相信“防止罪犯诬陷干警”的目的必能达到；而“预防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”是否能够真正实现，我对此只能持“谨慎乐观”的态度。

“视频执法”的主动权掌控在狱方手里，说白了就是掌控在干警手里。如果监控视频对自己有利，干警们当然不吝于将其公诸于众；但当遇到监控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，干警们还会痛痛快快地将视频拿出来吗？产生这样的疑问并非我“小肚鸡肠”、生性多疑，而是有事实为证：福建青年温龙辉在福州第二看守所“从床上摔下”死亡，显示其被殴打的录像次日便遭删除；云南“躲猫猫”事件中，相关部门以监房摄像头已坏为由拒绝提供录像；武汉男子李文彦“做噩梦”猝死，看守所称因电脑硬盘出现故障，因此事发当天的录像无法调看……如此多的“先例”难免让人心生疑虑——“视频执法”初衷虽好，但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会出现“选择性失明”，难逃“看守所摄像头定律”呢？

说到底，摄像头不过是一个工具、视频监控也不过是一个手段，要想彻底改变当前监狱等特殊场所的不正常现状，仅靠技术手段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有更严厉、更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出台。以“视频执法”为例，如果狱方再加上一条硬性规定——凡视频不能公布者一律视为当事干警和狱方负全责，估计就能堵住摄像头“选择性失明”的漏洞了。